旧档

暂代刑侦科长的头一个星期，陆卫东没睡过一个囫囵觉。

　　白天开会、看卷宗、跑现场，晚上躺下来脑子里全是案子。老赵说他这是“当官综合症”，陆卫东笑了一下，说：“不是当官，是操心。”老赵说：“操心也不至于睡不着。”陆卫东没再解释。

　　他把积压的案子翻了一遍，大大小小十七件，有偷盗的，有斗殴的，有失踪的，有诈骗的。其中一件引起了他的注意——1975年冬天，铁锋区一个叫孙德茂的老头失踪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家属报过案，查了几个月没线索，卷宗就搁下了。陆卫东翻开卷宗，纸页发黄，边角卷起，上面盖着“线索不足，暂缓”的红戳。他看了两遍，把卷宗抽出来，放在一边。

　　老赵端着一杯茶进来，看见他面前的卷宗，说：“这案子我当年也看过，孙德茂，六十三岁，一个人住，成分不好，说是旧社会当过保长。文革初期被批斗过几回，后来没人管了。失踪前跟邻居吵过架，查来查去没证据，就放下了。”陆卫东说：“家属后来找过没有？”老赵说：“找过。他闺女来局里闹过两回，说我们不负责任。后来不知道怎么样了。”陆卫东把卷宗翻开，指着其中一页说：“邻居说听见他屋里有动静，但敲门没人应。第二天人就没了。”老赵说：“可能是自己走了。”陆卫东说：“一个六十三岁的老头，腿脚不好，能走多远？再说他的棉袄、棉鞋都在家里，大冬天的，穿单衣走？”老赵想了想，说：“你一说还真是。我当时没注意这个细节。”陆卫东说：“明天我去现场看看。”

　　下午，陆卫东去了孙德茂住的地方。铁锋区北边一片老平房，巷子窄得只能过一个人，两边墙皮剥落，窗户上糊着塑料布。孙德茂的屋子已经住了别人，一个三十来岁的女人开的门，警惕地看着他。陆卫东问了几句，她说什么都不知道，搬进来的时候屋子就是空的。陆卫东又去找当年的邻居。隔壁住着一个老太太，姓吴，七十多了，耳朵不好使，说话得大声喊。吴老太太记得孙德茂，说那人脾气古怪，不爱跟人来往，成分不好，街坊都不太搭理他。失踪前几天跟对门的老刘吵了一架，吵得挺凶。“为啥吵？”陆卫东喊。吴老太太说：“为一块地。老刘说他家的墙占了老孙家的地，老孙不干，两人就吵起来了。后来老刘找人把墙拆了，老孙气得不行。老刘还说，你一个老保长，有什么资格跟我争地。”陆卫东说：“老刘是什么人？”吴老太太说：“老刘是贫农，根正苗红，在街道上有点话语权。”

　　陆卫东又去找对门的老刘。老刘已经不住那儿了，搬到了城西的另一片平房，离原来的地方不远。陆卫东找到他的时候，他正在院子里劈柴，看见公安来找他，脸白了一下。他把斧头放下，在棉袄上擦了擦手。“孙德茂的事跟我没关系，”老刘急着说，“我就是拆了一堵墙，那是合法的，他家的地他拿不出证据。”陆卫东说：“他失踪那天晚上你在哪儿？”老刘说：“在家。我老伴能证明。”陆卫东问了老刘老伴，确实是。他又问：“你当年在街道上负责什么？”老刘说：“就是帮着传达上面的精神，组织学习。”陆卫东说：“你批斗过孙德茂吗？”老刘的脸更白了，说：“那是上面的政策，我只是执行。再说他成分不好，批斗他怎么了？”陆卫东没再问。

　　回到局里，陆卫东把老赵叫来，说：“明天查查孙德茂的银行账户，看看他失踪前有没有取过钱。再查查老刘当年在街道上的底细。”老赵说：“都四年了，银行还能查到？”陆卫东说：“试试。查不到再说。”

　　第二天，老赵去银行跑了一趟，带回来一张单子。孙德茂失踪前一个月，从银行取走了三百块钱。三百块，不是小数目。一个独居老头，取这么多钱干什么？陆卫东把那张单子看了好几遍。老赵说：“会不会是被人骗了？或者被人敲诈了？”陆卫东说：“有可能。查他取钱那天，银行门口有没有可疑的人。”老赵说：“四年了，谁还记得？”陆卫东说：“问老职工，也许有人记得。”

　　查了两天，那个年代银行还没有监控，不过有个老职工说了一件事。他叫王福来，在银行干了二十年，柜台后面的位置从来没换过。陆卫东问他记不记得孙德茂，他说名字记不清了，但“保长老头”他记得。为啥记得？因为那天孙德茂来取钱的时候，陪他来的那个年轻人是王福来的老邻居，从小看着长大的，姓郑，叫郑国庆，比他小十来岁，小时候住在同一条巷子里。郑国庆陪着孙德茂进来，王福来还跟他打了招呼，问他怎么跟这老头在一块。郑国庆说是亲戚，帮忙跑个腿。王福来当时没多想，办了业务就过去了。后来听说孙德茂失踪了，他才想起这事，但也没人问他。

　　陆卫东问：“郑国庆现在在哪儿？”

　　王福来说：“好几年没见了。听说去了外地，具体不知道。”

　　陆卫东把这条线索记下来，让老赵去查郑国庆的底细。

　　老赵查了几天，回来说：“郑国庆，三十二岁，铁锋区人，无业，有盗窃前科。1975年冬天，也就是孙德茂失踪那段时间，他忽然有钱了。邻居说他那阵子天天在饭馆喝酒，出手大方，还换了一身新衣裳，手腕上多了块手表。后来人就走了，去了南方，具体下落不明。”

　　陆卫东把本子合上，说：“找到他。”

　　老四放学回来，书包一扔就哭了。王淑芬从灶房出来，问她咋了，她哭着说：“有人欺负老三。”老三跟在后面进来，脸绷着，不说话。王淑芬问老三怎么回事，老三说没事。老四说：“有个男生拽她辫子，还把她画画的纸撕了。”老三说：“你别说了。”老四说：“我就要说，他欺负你你还忍着？”老三不理她，爬上炕，铺开一张新纸，拿起铅笔。她的手在抖，但还是在画。

　　陆卫东下班回来，看见老三在画画，老四红着眼眶蹲在旁边。他问怎么了，老四把事情又说了一遍。陆卫东看了看老三，老三低着头，铅笔在纸上沙沙响，没抬头。陆卫东说：“明天我去学校。”老三抬起头说：“不用。”陆卫东说：“我去看看，跟老师说一声。”老三说：“我自己能处理。”陆卫东看着她，说：“你想自己处理？”老三点点头。陆卫东想了想，说：“行。处理不了再跟我说。”老三嗯了一声，又低下头画画。

　　第二天放学，老三回来的时候脸上带着笑。老四问她怎么回事，她说：“那个男生跟我道歉了。”老四说：“他咋就道歉了？”老三说：“我告诉老师了。”老四说：“就这？”老三说：“老师批评他了，他还赔了我一张纸。”老四说：“一张纸就完了？他撕了你好几张呢。”老三说：“算了。他也不是故意的。”她爬上炕，铺开纸，拿起铅笔。这回她的手不抖了。

　　陆卫东在门口听见了，进了灶房。王淑芬正在切菜，问他：“老三的事你不管了？”陆卫东说：“她说自己处理，就让她试试。不行我再去。”王淑芬说：“她才十二。”陆卫东说：“十二也不小了。当年我十二的时候，都下地干活了。”王淑芬瞪了他一眼，说：“你就嘴硬。”陆卫东笑了一下，没再说什么。

　　晚上，陆卫东坐在炕沿上抽烟。老二写完作业，把本子合上，说：“爸，那个失踪的案子查得怎么样了？”陆卫东说：“查到一个人，姓郑，可能是最后一个见到孙老头的人。人跑了，得找。”老二说：“那个姓郑的跟孙老头什么关系？为什么要陪他去银行？”陆卫东说：“姓郑的说是他侄子，但孙老头没有这个侄子。银行的老职工认识姓郑的，从小看着长大的，不会认错。”老二想了想，说：“那姓郑的很有可能就是冲着那三百块钱去的。”陆卫东看了他一眼，说：“你倒是会分析。”老二没接话，钻进被窝。

　　陆卫东把烟抽完，掐灭，躺下来。他盯着天花板，想着孙德茂那个案子。他翻了个身。王淑芬迷迷糊糊地问：“又想案子呢？”陆卫东说：“嗯。查到嫌疑人了，可惜已经跑了。”王淑芬说：“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陆卫东说：“他没庙。无业，没家，往南方一跑，可真是不好找了。”王淑芬说：“那就慢慢找，快睡觉。”陆卫东说：“嗯。”他闭上眼睛，把被子往上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