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路

从安达回来的当天晚上，刘处长把专案组所有人召集到会议室。墙上挂着一幅黑龙江油田区的地图，安达、大庆、让湖路、萨尔图，一个个地名用红笔圈着。刘处长站在地图前面，手里拿着一支铅笔，说：“王德胜在赵家屯出现过，当时带着儿子。但他在饺子馆出现时是一个人。这说明他把儿子可能藏在了一个固定的地方，自己单独去县城打听消息，毕竟咱们发了协查通报，俩人目标太大，但又不能把人藏县城里。所以他儿子不会藏太远，肯定在赵家屯周围几公里范围内。”

　　李队长也来了，坐在刘处长旁边。他面前摊着一摞电报和协查通报的回执，说：“省厅已经协调了大庆、安达、萨尔图三个地方的公安局，让他们在各自辖区内同时展开排查。重点是赵家屯以北的油田区域，以及附近的废弃房屋、庄稼地里的窝棚、砖窑。安达县公安局的人已经出发了，明天一早开始地毯式搜索。省厅技术科明天也到，带着警犬，重点追踪自行车车辙和气味。”

　　陆卫东说：“所以只要找到他儿子藏身的地方，就能找到他。他儿子一个人，不敢乱走，肯定在赵家屯附近的隐蔽处。”

　　刘处长在地图上画了一个圈。“赵家屯以北五公里范围内，重点排查。安达县公安局的人连夜出发，明天天亮前到位。省厅技术科的人明天一早带着警犬赶到。老陆，你明天一早就去安达，跟孙股长碰头，指挥搜索。”

　　陆卫东点点头。

　　散会后，陆卫东回到招待所，躺在床上，把今天的事在脑子里过了一遍。

　　第二天天没亮，陆卫东就起来了。老赵和小刘已经在招待所门口等着了。三个人开着车，往安达赶。天还没亮透，路上有雾，车灯照着前面，白茫茫一片。老赵开得很快，小刘坐在后座打盹。陆卫东靠着车窗，想着今天的事。

　　到安达的时候，天刚亮。孙股长已经在县公安局等着了，身边站着几个民警，还有一个牵着警犬的技术员。技术员姓郑，省厅来的，三十出头，瘦高个，穿着一件灰夹克，手里牵着一条德国牧羊犬。

　　孙股长说：“陆队，人都到齐了。赵家屯以北那片区域，我们分了五个组，每组两个人，加上警犬，地毯式搜索。只要他儿子还在那片，就跑不了。”

　　陆卫东说：“走。”

　　到了赵家屯，天已经大亮了。孙股长让五组人按计划搜索，从村口出发，往北推进。陆卫东带着老赵，跟着警犬那一组。技术员老郑牵着狗，让狗闻了闻王军留下的背包。狗低着头，东嗅嗅西嗅嗅，走得不快。走了大概二里地，狗忽然停下来，冲着路边的一片灌木丛叫了几声。老郑蹲下来，在灌木丛后面发现了一串自行车轮胎印，还有几个脚印，一大一小。

　　“就是这儿。”老郑说。

　　陆卫东蹲下来看了看，轮胎印很新鲜，是最近几天留下的。脚印往北延伸，消失在晨雾里。

　　警犬继续往前走，又走了大概一里地，前面出现一片废弃的砖窑。红砖砌的，有的已经塌了，有的还立着。杂草丛生，破败不堪。狗冲着最里面的一座砖窑狂叫起来，挣着绳子要往里冲。

　　老郑松开绳子，狗冲了进去。紧接着，里面传来一声惊叫。

　　陆卫东跟着冲进去。砖窑里光线昏暗，地上铺着一些稻草和破棉絮。一个半大小子缩在角落里，脸色煞白，手里攥着一块砖头。狗蹲在他面前，冲他叫，但没有咬。

　　“王军？”陆卫东问。

　　那小子点点头，手在抖，砖头掉在地上。

　　陆卫东蹲下来，说：“别怕。我们是公安。你爸呢？”

　　王军摇摇头，声音发颤：“他……他出去买东西了，一会儿就回来。”

　　陆卫东站起来，对孙股长说：“人找到了。在周围布控，等他爸回来。”

　　孙股长点点头，安排人把砖窑围了起来。陆卫东走出砖窑，站在外面，点上一支烟。老赵说：“这小子，一个人待在这儿，也不怕。”陆卫东说：“肯定怕。但他更怕他爸出事。”

　　等了大概一个多钟头，一个瘦高个男人从南边走过来，手里拎着两个馒头和一包咸菜。他低着头，走得很快。走到砖窑门口，他抬起头，看见了蹲在暗处的民警，转身就跑。几个民警从旁边冲出来，把他按在地上。

　　“王德胜！”孙股长喊了一声。

　　那人不动了。

　　陆卫东走过去，蹲下来看着他。瘦长脸，颧骨高，金丝边眼镜。跟画像上一模一样。他穿着一件灰扑扑的中山装，袖口磨破了，头发乱糟糟的，跟照片上那个梳得溜光的人判若两人。

　　“王德胜，你跑不掉了。”

　　王德胜趴在地上，没说话。他的眼睛往砖窑里看了一眼，又闭上了。

　　陆卫东站起来，让人把他带走。他走进砖窑，王军还蹲在角落里，抱着膝盖，浑身发抖。陆卫东在他旁边蹲下来，说：“你爸被抓了。你跟我们回去，配合调查。”

　　王军抬起头，眼泪流下来了。“我爸……杀人了吗？”

　　陆卫东点点头。

　　王军被带上了另一辆车。陆卫东站在砖窑门口，把烟抽完，掐灭，上了车。

　　从安达回来，已经是下午了。王德胜被押回齐齐哈尔市局。刘处长没让他歇着，通知陆卫东和李队长，晚上连夜审讯。

　　审讯室在市局三楼，一间不大的屋子，一张桌子，三把椅子，墙上挂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标语。日光灯管挂在屋顶，白晃晃的光照着整个审讯室。刘处长坐在正中间，陆卫东坐在他左边，李队长坐在右边。对面是一张空椅子，等着王德胜。

　　王德胜被带进来的时候，手铐已经解了，换了一副脚镣，走起路来哗啦哗啦响。他穿着一件灰色的中山装，袖口磨破了，头发乱糟糟的。他在椅子上坐下，抬起头，看了刘处长一眼，又看了看陆卫东和李队长，嘴角动了一下，没说话。

　　刘处长把证据一样一样摆在桌上——周建国的尸检报告、现场的弹壳、从他身上搜出的火车票、笔记本、碎纸片、用油纸包着的两把五四式手枪，枪是在王军藏着的那个砖窑里找到的。摆完，他抬起头，看着王德胜。

　　“王德胜，你知道今天为什么坐在这儿。”

　　王德胜靠在椅背上，语气很平：“知道。我杀了人。”

　　刘处长说：“杀了几个？”

　　“三个。周建国，还有两个民警。”

　　“为什么杀他们？”

　　王德胜沉默了几秒，说：“因为周建国害了我一辈子。”

　　刘处长没接话，等着他往下说。

　　王德胜把双手放在膝盖上，手指交叉，像是在想怎么开口。过了好一会儿，他才说：“1976年，我在站前派出所蹲了十天。周建国审我的时候，看我的眼神，我记了四年。那十天，我丢了工作，老婆跑了，儿子跟着我受罪。我恨他。但我不是因为他抓我才恨他——我偷了东西，该抓。我恨他，是因为他毁了我之后，把我忘了。他根本不记得我是谁。”

　　李队长在旁边问：“所以你就杀了他？”

　　王德胜说：“我本来不想杀他。那天我去找他，是想跟他谈谈。问问他，你还记得我吗？你知道我这四年怎么过的吗？他要是说句对不起，也许我就走了。但他没有。他说，那是你自己作的，跟我没关系，何况你还骗了那么多老人的钱。我脑子一下子就炸了，就开了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