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

第二天一早，陆卫东去了法医室。

　　尸体已经解冻了，躺在解剖台上，脸色还是发青的，嘴唇发紫，眼睛半睁着，看着有点吓人。法医姓刘，四十多岁，在市局干了十几年，经验丰富，什么场面都见过。他穿着白大褂，戴着口罩，手里拿着手术刀，正在做尸检。

　　见陆卫东进来，他抬起头，说：“老陆，来了？正想找你。”

　　陆卫东点点头，走过去，站在解剖台边上。

　　刘法医指着死者脖子上的勒痕说：“勒痕很深，是致命伤。凶器不是绳子，是宽的东西，大概三四厘米宽。可能是皮带，可能是布条，也可能是背带之类的东西。勒了不止一圈，绕了两圈，第一圈浅，第二圈深，说明凶手勒了两次。”

　　陆卫东凑近看了看。勒痕紫红色，绕着脖子一圈，有两道，一道浅一道深。深的那个地方，皮肤都破了，露出下面的肌肉。

　　刘法医继续说：“死亡时间大概是三天前，也就是初五晚上。胃里有食物残留，吃的是白菜炖粉条，还有窝头。消化了大概一半，说明他死之前两三个小时吃过饭，不是饿着的。”

　　陆卫东说：“能判断出是什么地方的人吗？”

　　刘法医摇摇头：“看不出来。北方人，南方人，都长这样。不过他牙齿不好，有好几颗蛀牙，门牙也缺了一小块，可能是从小没好好刷牙，也可能是不注意口腔卫生。说明他小时候家里条件不好。”

　　陆卫东点点头。

　　刘法医又说：“指甲里的东西化验出来了，是煤渣，还有一些细小的煤粉。他可能干过跟煤有关的活，或者经常在煤堆旁边待着。煤渣很细，不是普通的煤块，像是洗煤或者筛煤的时候沾上的。”

　　陆卫东心里一动。煤渣？齐齐哈尔附近有几个煤矿，还有一个煤炭转运站，每年冬天都要从外地调煤过来。这个人，会不会是煤矿工人？或者是转运站的装卸工？

　　他谢过刘法医，回到办公室。

　　老韩已经在等他了，手里拿着几张纸，上面密密麻麻记着字。见陆卫东进来，老韩站起来，把纸递给他：“老陆，昨晚我让人把附近几个公社的失踪人口查了一遍。三个公社，二十多个大队，全都问了。没有符合的。”

　　陆卫东接过那几张纸，一页一页看。都是这几天报上来的失踪人口，有老人，有孩子，有女人，就是没有三十来岁的男人。有几个年龄差不多的，但都对不上——有的是精神病人，自己走丢了；有的是跟家里吵架赌气跑了的；还有几个是去外地走亲戚，家里以为失踪了，结果人好好地在亲戚家待着。

　　他把纸放下，说：“不是本地的，是外地来的。”

　　老韩说：“那怎么查？齐齐哈尔这么大，每天来来往往多少人，总不能一个一个问吧？”

　　陆卫东想了想，说：“先查火车站的记录。初五前后，有没有外地人来齐齐哈尔。还有汽车站，长途汽车也查。虽然不一定有用，但总比瞎摸强。”

　　老韩点点头，站起来就走。

　　陆卫东又拿起电话，打给几个煤矿。富拉尔基本地有个煤矿，还有几个小煤窑。他一个一个打过去，问他们最近有没有工人失踪，有没有人没来上班。都说没有。

　　下午，老韩回来了，拿着一份名单，累得直喘气。

　　“查到了。”老韩把名单放在桌上，“初五那天，有一趟从哈尔滨来的火车，下来不少人。还有一趟从牡丹江来的，一趟从佳木斯来的。这几天来齐齐哈尔的人不少，车站售票记录只显示卖了票，不显示谁买的，更不知道谁去了哪儿。”

　　陆卫东看着那份名单，头有点大。名单上密密麻麻记着车次、时间、人数，但都是数字，没有一个名字。

　　这怎么查？一个一个找？整个齐齐哈尔几十万人，找一个连名字都不知道的外地人，大海捞针。

　　他点上一支烟，慢慢抽着。烟雾在办公室里慢慢散开，飘向天花板。

　　抽到一半，他忽然想起一件事。死者指甲里的煤渣。如果是煤矿工人，那应该有煤矿的工作证，或者矿上发的工牌、饭票之类的东西。他身上没有，说明被凶手拿走了。但如果他是煤矿来的，煤矿那边应该有他的档案，有他的照片，有他的登记记录。

　　他拿起电话，又打给那几个煤矿。这回不是问有没有人失踪，是问最近有没有人离职，有没有人请假没回来，有没有人突然不见了。

　　打了三个煤矿，都说没有。

　　打到第四个，是富拉尔基附近的一个小煤矿，只有几十个工人，规模不大。接电话的是个女的，声音很粗，像是常年抽烟抽的。她说：“同志，我们这儿前两天确实有个人没来上班，也没请假。我们以为他跑了，就没当回事。矿上人少，流动性大，常有的事。”

　　陆卫东心里一跳：“叫什么？多大年纪？”

　　那女人说：“叫张建国，三十三岁，黑龙江肇源人。年前刚来的，干了一个多月。人挺老实，干活也卖力，就是不爱说话。”

　　陆卫东说：“有他的照片吗？”

　　那女人说：“有，入厂的时候照的，贴在他的登记表上。”

　　陆卫东说：“明天我带人过去，你把他的材料准备好。”

　　挂了电话，他对老韩说：“有戏了。煤矿那边有个叫张建国的，这几天没来上班。肇源人，三十三岁，对得上。”

　　老韩眼睛一亮：“那还等什么？明天赶紧去。”

　　第二天一早，陆卫东带着死者的照片去了那个煤矿。

　　煤矿在富拉尔基北边，坐车一个多小时。矿上条件简陋，几排土坯房，一个大煤堆，几条铁轨。矿工们穿着黑乎乎的棉袄，在煤堆旁边忙活着，脸上都是煤灰。

　　接待他的是个副矿长，姓周，四十多岁，一脸精明，穿着洗得发白的中山装。周副矿长看了照片，脸色一下子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