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册

孙队长回来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八点多了。

　　牡丹江的天还没黑透，西边的天际还残留着一抹暗橘色的光，像烧过头的炉灰。陆卫东坐在市局办公室里，面前的烟灰缸又堆满了，桌上摊着赵秀兰和高静两起案子的现场照片。他听见走廊里急促的脚步声，放下手里的卷宗，抬起头。

　　孙队长推门进来，手里拎着一个牛皮纸档案袋，额头上全是汗，衬衫领子湿了一圈，胸口的布料粘在皮肤上。他没有坐下，直接把档案袋放在桌上，从里面掏出一个灰蓝色的硬皮本子。封面上写着“牡丹江市第一中学一九八三届高三三班毕业纪念”，字迹是手工描上去的，墨色已经褪了些，边角磨得发白。

　　“找到了。”孙队长的声音有些喘，“牡丹江一中八三届高三三班的纪念册。当年班里一个男生叫周成，现在在电业局上班。他毕业以后一直留着这本册子，没舍得乱扔。我托电业局的人联系上他，今天下午从他手里拿过来的。里面每个学生的家庭住址、父母姓名、座机电话都有。”

　　陆卫东接过那本纪念册，在灯下翻开了第一页。纸张已经泛黄，边角有些卷曲，封面的塑料膜裂开了一道口子，露出下面发灰的卡纸。字迹是用油印机印的，蓝黑色的墨，有的地方洇开了，像被水沾过。扉页上有一行钢笔字，是当年班主任写的手笔字：“高三三班，青春永驻。”字迹端正，墨色略深，写着“青春永驻”的“驻”字最后一笔微微上挑，带着那个年代教师特有的气质。

　　他翻到第二页，是全班同学的合影。照片是黑白的，四十多个年轻人站成四排，背景是牡丹江一中老教学楼的红砖墙。阳光从左侧照过来，在每个人脸上留下半明半暗的光影。他们穿着那时候流行的白衬衫和蓝裤子，有的表情严肃，有的嘴角抿着笑，有的微微低头，像是不太习惯被拍进镜头里。

　　陆卫东的目光在那些稚嫩的面孔上缓缓扫过。他看了很久——不是在看长相，是在找记忆里那些已经永远停下来的脸。他在第二排中间停下了目光，一个扎马尾辫的姑娘，嘴角带着一点笑意，眼睛亮亮的，看着镜头的方向。照片底下印着名字：陈雪。她旁边隔了两个位置，是一个圆脸短发、嘴角微微上翘的女生：高静。

　　陆卫东看着那两张年轻的脸，她们笑得普通、干净，像所有高中女生毕业照上的模样，谁也看不出她们会在几年后成为两起案卷里夹着的黑白尸体照片相关的人。他翻过这一页，继续往后看。

　　通讯录部分印了六页，每一页上有七八个学生，每一栏都写着家庭住址、父母姓名、工作单位和座机电话。油印的蓝黑色字迹清晰整齐，页码是用钢笔在右上角写的，字迹偏小。他找到陈雪那一页，上面写着：“陈雪，住址：牡丹江市东安区劳动路87号3单元301，父亲：陈建国，母亲：赵秀兰，电话：……”

　　他找到高静那一页：“高静，住址：牡丹江市东安区建设街15号2单元302，父亲：高明远，母亲：王秀芬，电话：……”但在这个地址旁边，有人用圆珠笔补了一个小小的“602”，笔画很轻，像是随手添上去的，又像是纠正错误。

　　陆卫东盯着那个“602”看了很久。如果凶手拿着纪念册去高静家，看到的是写错的602，他按了602的门铃，那户人家的住户告诉他找错了，然后他才知道高静家在302。他敲错了门，但没有放弃。他在楼下站了一会儿，重新对了对地址，然后上了楼，按了302的门铃。

　　陆卫东合上纪念册，侧头问：“这上面的地址，你核过吗？”

　　孙队长从档案袋里又掏出一张纸：“核了一部分。我让所里的同事今晚挨个给纪念册上的家庭打电话，问最近有没有接到过陌生电话，有没有陌生人上门。还没全部打完，但已经有几户说有类似情况。”

　　陆卫东接过那张纸，上面潦草地记着几个名字和备注。其中一行的字迹很重，像是写的时候用力过猛，纸都压出了痕。备注栏里写着：“梁笑，住址：牡丹江市西安区文化路21号3单元601。母亲：刘淑芳。情况：上周四下午，一个自称高中老师的年轻男子按门铃，说找梁笑，问她妈妈家里还有没有其他人。梁笑妈妈说就她一个人在家，那人说‘那改天再来’，就走了。但那人按的是602的门铃，梁笑家在601。邻居开门看了一眼，那人就走了。”

　　陆卫东把那一段念了两遍。602，601。又是地址写错了。如果那人是照着纪念册上的地址找的，册子上梁笑家的地址也一定写错了。错到了同一排的另一户人家门上。

　　“梁笑现在在哪儿？”他问。

　　“在哈尔滨上学。哈医大，大二，还没回来过暑假。”

　　“她妈妈现在安全吗？”

　　“我让人去她家附近盯了。她自己还不知道怎么回事，但人没事。”

　　陆卫东点了点头。他重新翻开纪念册，找到梁笑那一页。地址栏写着：“文化路21号3单元602”。而孙队长的备注里写的是601。

　　他又往前面翻了几页，找了另外几个学生的地址，没有明显的笔误，但他在心里记住了一件事：凶手手里的那本纪念册，地址一定是写错的。或者更准确地说——他手里的册子，和学校留存的那本册子，是同一批印出来的错版。

　　“孙队长，这本册子，”陆卫东把它平放在桌上，双手按在封面上，“你拿到手之前，还有谁看过？”

　　“那个男生说，毕业那年印了好几十本，班里的同学人手一本。后来有人弄丢了，有人搬了家扔了，但肯定不止这一本还在。”

　　“就是说他拿到的，和凶手拿到的，可能是同一批东西。”陆卫东把纪念册打开到通讯录那一页，“错的地址不可能只出现在某一本里。如果印的时候就错了，那所有印出来的册子都是错的。”

　　孙队长愣了一下，随即反应过来：“你是说，凶手手里有同样一本错版的纪念册？”

　　“如果他拿的是改过了的一本，那地址应该是对的。但他按错了两次。”陆卫东的食指点在“602”那个涂改痕迹上，“第一次在高静家按错了，第二次在梁笑家也按错了。他手里那本册子，印的就是错误的地址。”

　　他转身走到窗前，窗外的夜色更黑了。远处有火车经过的汽笛声，隐隐约约地拖长了又落下，像有什么东西在很远的地方被拉断了一样。他看着玻璃上自己的影子，开口问：“梁笑的母亲，现在还能联系上吗？我想当面跟她聊聊。”

　　“能。她家就在文化路，开车过去不到二十分钟。”孙队长已经拿起了桌上的车钥匙。

　　“走。”

　　文化路21号是一栋八十年代初建的老筒子楼，外墙贴着灰白色的水刷石，已经有些发暗。楼下的路灯灭了一盏，另一盏的光把路面照得半明半暗。陆卫东和孙队长上了六楼，敲开了梁笑家的门。

　　刘淑芳是个五十岁左右的女人，穿着干净的家常衣服，头发用发卡别在脑后。她开门的时候手里攥着一块抹布，看到门口站着两个穿着警服的男人，先是愣了一下，随即警觉地往后退了半步，手不自觉地扶住了门框。

　　“你们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