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功

四月中旬，哈尔滨的春天终于站稳了脚跟。杨树的叶子已经长到了巴掌大小，在风里哗啦啦地响。街上的行人脱掉了厚重的棉袄，换上了单衣，自行车铃声在午后的空气里清脆地响着。松花江上的冰彻底化了，江面泛着浑浊的灰蓝色，几条运沙船慢悠悠地驶过，在水面上拖出一道道细长的波纹。

　　那天下午，陆卫东正在办公室整理牡丹江案的走访记录。他把刘建平和林晓峰的口述整理成文字，又把那封空白信的内容附在后面。他没有急着把这份材料归档，而是放在桌面上，等着看还有没有新的东西可以加上去。

　　顾德昌推门进来的时候，手里拿着一个牛皮纸档案袋，脸色不太好看。

　　“卫东，你看看这个。”他把档案袋放在桌上，没有坐下，“这几天我在整理市局那边转过来的积案，发现了一件事。”

　　陆卫东接过档案袋，抽出里面的材料。是几份报案记录和一份市局内部的研判通报，时间跨度从去年秋天到现在，地点集中在道外区和南岗区的几个街道。

　　“市局那边最近连续接到几起失踪报案，”顾德昌说，“失踪人员有一个共同点——都参加过同一个气功班。”

　　“气功班？”陆卫东抬起头。

　　“对。”顾德昌拉开椅子坐下，从兜里摸出烟盒，抽出一根叼在嘴上，但没有点，“去年秋天开始，哈尔滨出现了一个叫‘华元功’的气功组织。说是气功，其实就是一群人聚在一起练功、听课、交钱。创办人自称姓崔，叫崔德林，自称在南方学过真正的气功，回来造福乡里。”

　　“失踪的人是什么情况？”

　　“目前报案的，三女一男。女的都是二十到三十岁之间，男的三十五。家属报案的时间集中在今年一月到三月。市局那边初步排查，没有发现强制带走的迹象。但四个人失踪前都频繁参加‘华元功’的活动，有的甚至把工作辞了，说是要‘专心修炼’。”

　　陆卫东翻着那几份报案记录。其中一份是一个中年妇女写的，说她女儿“自从练了华元功就变了个人”，辞了工作，跟家里断了联系，电话打不通，人找不到。另一份是一个老头的，说他儿子“把积蓄都捐给了气功班”，然后人就没了。

　　“市局那边怎么处理的？”

　　“人手不够，加上没有明确的犯罪证据，暂时搁置了。”顾德昌把烟点上，吸了一口，吐出一团青烟，“但我觉得不对劲。一个气功班，三个月失踪四个人，这比例太高了。”

　　“那个崔德林，查过他的底吗？”

　　顾德昌从档案袋里抽出一张纸，递给陆卫东：“查了。崔德林，三十二岁，哈尔滨本地人。以前在道外区开过一家小饭馆，倒闭了。去年夏天突然开始办气功班，说是从南方学成归来，带了‘秘传功法’。”

　　“有前科吗？”

　　“没有正式案底。但他开饭馆那几年，有人举报过他以‘入股’的名义集资，后来不了了之。”

　　陆卫东把那张纸放在桌上，靠回椅背。他想起前世那场席卷全国的气功热——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从城市到乡村，到处都有人在练功，到处都有“大师”在收徒。有的确实只是强身健体，有的则打着气功的旗号敛财骗色，甚至搞出人命。他见过电视里的报道，也听说过一些案子，有些“大师”最后被定性为邪教组织头目。但他没想到，这股风潮在1986年的哈尔滨就已经有了苗头。

　　“崔德林现在在哪儿？”他问。

　　“还在哈尔滨。他租了一个场地，在道外区一条巷子里，挂牌‘华元功养生堂’。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有课，学员大概三四十人。”

　　“失踪的四个人，都是在参加他的气功班之后失踪的？”

　　“对。一个去年十一月，一个今年一月，两个二月。”

　　“有没有人报过性侵或者暴力伤害？”

　　“目前没有。但失踪的人联系不上，家属也不知道她们去了哪里。市局那边也只是初步走访，没有深入查。”

　　顾德昌把烟掐灭在烟灰缸里：“卫东，这个案子不大，但我觉得不能等它变大。”

　　陆卫东沉默了一会儿。他脑子里同时转着两条线——牡丹江的纪念册案还在等DNA比对结果，呼兰那边潜伏的威胁也没有解除。现在又多了一个气功班。他重新翻了一遍那几份报案记录，注意到一个细节——三份报案记录的家属，都在描述中提到了一个词：“捐钱”。一个说女儿“把积蓄都捐了”，一个说儿子“把家里存折里的钱都取走了”，还有一个说女儿“把嫁妆钱都交给了气功班”。

　　“顾老，你说崔德林以前开饭馆的时候被人举报过集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