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书与暗流

第二天清晨，哈尔滨的天空依旧阴沉。

　　陆卫东醒得很早，右臂的伤口在夜里又渗了点血，把绷带染出一片暗红。他没有惊动王淑芬，自己用左手拧开药瓶，吞了两片止痛药，又拿剪刀把绷带剪开，重新缠了几圈。动作很慢，额头上渗出一层细密的汗珠。

　　王淑芬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了他身后。

　　“我来。”她接过纱布，动作轻而熟练，一圈一圈地缠，把伤口压得严严实实，“伤成这样还逞强，你这条胳膊又不想要了？”

　　“没事，这次是皮外伤。”

　　王淑芬没接话，把纱布系好，转身去灶房热粥。锅里的苞米面粥咕嘟咕嘟地冒着热气，灶台上还贴了一锅玉米饼子，金黄焦脆，散发着粮食的香气。这是王淑芬天没亮就起来做的，她知道陆卫东爱吃这口。

　　老四秀芳已经起来了，扎着两条麻花辫，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碎花睡衣，正在灶房帮忙。

　　“爸，你的胳膊还疼吗？”她抬起头问。

　　“不疼了。”

　　“骗人。”秀芳瘪了瘪嘴，“我妈昨晚哭了好久，以为我不知道。”

　　王淑芬从灶房探出头来，瞪了秀芳一眼：“瞎说什么？赶紧洗脸去，一会儿迟到了。”

　　秀芳吐了吐舌头，跑出去洗脸了。

　　老五志平还缩在被窝里，只露出半个脑袋。陆卫东走过去，把被子往下拉了拉，露出儿子那张圆滚滚的脸。小家伙睡得正香，嘴角还挂着一丝口水。

　　“志平，起来吃饭了。”

　　“嗯……再睡五分钟……”志平翻了个身，把被子蒙在头上。

　　陆卫东没有再叫他，转身坐到饭桌前。王淑芬把粥和饼子端上来，又切了一碟咸菜，淋了几滴香油，咸菜丝在灯光下泛着油光。

　　“淑芬，今天省厅那边可能还要忙。宋建平的案子没完，魏德海的口供里还有线索要查。”

　　“我知道。你忙你的，家里有我。”王淑芬把一碗粥推到他面前，又夹了一块玉米饼子放在他碗边，“你吃完了再走，别空着肚子。”

　　陆卫东端起碗，喝了一口粥。苞米面粥熬得稠，入口顺滑，带着一股淡淡的甜味。他慢慢地喝着，胃里暖烘烘的，右臂的疼痛似乎也减轻了几分。

　　吃到一半，客厅的茶几上那部黑色的拨盘电话响了。

　　王淑芬走过去接起来，听了几句，脸色变了变，把话筒递给陆卫东。

　　“卫东，是咱爹。”

　　陆卫东接过话筒，那头传来了父亲苍老而沙哑的声音，带着浓浓的山东口音，说话有些慢，气力不如从前了：“卫东啊，是我。”

　　“爹，您身体还好吗？”

　　“好着呢，能吃能睡。你娘也好，就是老念叨你们。”父亲顿了顿，声音低了几分，“卫东，我跟你娘商量了，今年想去哈尔滨过年。你那边方便不？”

　　陆卫东愣了一下，随即心里涌起一股暖流。

　　“方便。爹，您和我娘什么时候来？定好日子我去车站接你们。”

　　“腊月二十五的火车，从龙口到济南，再从济南倒车到哈尔滨。你妹妹卫红跟着一起来，路上有个照应。票已经托人定好了，硬卧，三张。”

　　“行，到了日子我去车站接。”

　　“好。卫东，你在那边注意身体，别光顾着办案子。你娘听说你受伤了，急得都没睡好觉。”

　　陆卫东的手指微微收紧，声音却依旧平稳：“爹，我没事，皮外伤，过几天就好了。您别让我娘惦记。”

　　“能不惦记吗？你娘天天看天气预报，说哈尔滨下大雪了，怕你冻着。”父亲叹了口气，声音里透着几分苍老，“行了，不说了，电话费贵。你忙吧。”

　　“爹，保重身体。”

　　挂了电话，陆卫东坐在椅子上，发了很久的呆。

　　窗外又飘起了雪，细细的雪粒打在玻璃上，发出沙沙的声响。他看着窗外灰白的天空，想起老家那个低矮的土坯房，想起母亲在灶台边佝偻着腰忙碌的背影，想起父亲坐在门口抽旱烟、咳嗽不止的样子。

　　父母都七十多岁了。父亲七十一，母亲七十，都是奔八十去的人了。父亲这几年腿脚不好，走路要拄拐棍；母亲的眼睛也花了，做针线活要戴老花镜。两个古稀老人，从山东到黑龙江，两千多里路，倒一次车，颠簸两天一夜，就为了来哈尔滨看看他和孩子们。

　　“爹说什么了？”王淑芬走过来，手里还拿着抹布。

　　“他们说腊月二十五坐火车过来，卫红陪着。定的三张硬卧票，从龙口到济南倒车。”

　　王淑芬的眼睛亮了一下，随即又暗了下去：“老大在研究所出不来，老二在海上漂着，回不来。家里过年就剩下秀兰、秀芳和志平。要是爹娘来了，至少还能热闹点。”

　　陆卫东点了点头，没有说话。

　　老大志远在哈工大的国防项目组，封闭式研究，连电话都不能打，只能通过省厅的保密渠道转交家书。老二志刚在海军舰艇上，茫茫大海，连封信都寄不回来。家里过年，满打满算只有五个人——他和王淑芬，加上秀兰、秀芳和志平。

　　老三秀兰还在北京，要等腊月二十才能放假回来。

　　陆卫东站起身，穿上警服大衣，把大檐帽端端正正地戴好。他走到镜子前看了看自己，右臂吊着绷带，脸色有些苍白，但眼神依旧锐利。

　　“我走了。”

　　“路上小心。”

　　他推开门，走进风雪中。

　　上午八点，省公安厅特案组办公室。

　　赵雷已经到了，正对着地图和案卷发愁。他面前的烟灰缸里堆满了烟头，烟灰弹得到处都是。看见陆卫东进来，他掐灭手里的烟，站起身。

　　“卫东，宋建平的案子有新情况。”

　　“说。”

　　“昨天半夜，魏德海的老婆打电话到省厅值班室了。”赵雷从案卷里抽出一张纸，递过来，“她说她要投案，但她有条件——她要见你，而且要保证她女儿的安全。”

　　陆卫东接过纸，上面记着通话记录。魏德海的老婆叫刘桂兰，四十二岁，铁路医院护士长。电话里她的声音很慌张，说她们母女俩被魏德海的一个手下藏在齐齐哈尔的一个亲戚家，那个手下昨天突然消失了，她怕有人来灭口，所以主动打电话投案。

　　“她在齐齐哈尔什么地方？”陆卫东问。

　　“齐齐哈尔铁锋区的一个老家属院。我已经通知齐市局派人去保护了。”赵雷的声音压得很低，“卫东，如果她手里真有魏德海在珠海、厦门的账户信息，那宋建平交代的那些线索就能做实。而且——”

　　“而且什么？”

　　“而且魏德海说的那个‘老领导’，她可能也知道。”

　　陆卫东沉默了几秒，把那张纸折好装进口袋。

　　“赵组长，我亲自去一趟齐齐哈尔。”

　　“你的伤——”

　　“不碍事。雷明跟我去。你在哈尔滨盯住宋建平和魏德海，别出岔子。”

　　“行。”赵雷点了点头，从抽屉里拿出一把车钥匙，“开我的车去，油加满了。”

　　陆卫东接过钥匙，转身出了办公室。

　　上午十点，哈尔滨开往齐齐哈尔的公路上。

　　雷明开着车，陆卫东坐在副驾驶，右臂吊着绷带，左手夹着一根烟。车窗外的雪原一望无际，天地间只有白色。公路上的积雪被往来的车辆碾压成冰，车轮碾上去发出刺耳的嘎吱声。

　　“陆组长，你说魏德海的老婆手里真有那些账户信息吗？”雷明一边开车一边问。

　　“应该有。魏德海这个人多疑，他不会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他老婆是他最信任的人，账户信息很可能在她手里。”

　　“那她为什么要现在投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