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疑

4月9日，凌晨六点。省厅特案组办公室的灯还亮着。

　　黑板上密密麻麻贴满了照片——王德福趴在值班室地上的尸体、李国栋趴在桌上的尸体、张庆国蜷缩在床上的尸体、撬坏的窗框、地上的弹壳、那枚残缺的解放鞋脚印。三张死者的照片并排贴在一起，六个黑洞洞的弹孔像是在无声地控诉。

　　陆卫东靠在椅背上，手里的烟已经燃到了滤嘴，他却浑然不觉。赵雷坐在他对面，面前摊着厚厚一沓交通记录，眼睛熬得通红。活地图顾德昌蹲在地上，面前铺着一张兴隆镇的手绘地图，用红笔标注着凶手的进出路线。雷明坐在角落的桌前，面前摆着几份弹道检验报告，推了推眼镜，一个字一个字地抠。林子栋刚从外面回来，棉袄上还带着夜里的寒气，手里攥着一份走访记录。齐亮站在黑板前，手里拿着放大镜，对着那枚脚印的照片反复端详。

　　这是“4·2”专案组成立以来，第一次全员到齐的深夜会战。

　　“我先说。”齐亮第一个开口。他摘下眼镜，用袖口擦了擦镜片，声音沙哑，“呼兰现场留下的那半枚脚印，和兴隆镇现场留下的那半枚脚印，从磨损特征来看，是同一双鞋。解放鞋，四十二码，后跟外侧磨损严重，说明这个人走路时右脚用力偏外，可能有旧伤。”

　　他把两张照片并排放在桌上，用放大镜指着磨损的位置。

　　“你们看，这个磨损的纹路——不是普通走路磨出来的，是长时间负重行走或者跑步造成的。这个人可能当过兵，或者干过重体力活。”

　　“弹道。”雷明接过话头，从桌上拿起两份检验报告，“呼兰案没开枪，兴隆镇开了两枪。两枚弹壳与丢的那把枪留下的记录里的撞针痕迹、抛壳窗划痕完全一致，确认是同一把枪。但还有一个细节——兴隆镇的两枪，第一枪打的是张庆国，第二枪打的是李国栋。两枪间隔不到三秒，都是在极近距离射击，弹着点精准，没有偏移。”

　　他顿了顿。

　　“这说明凶手在开枪时非常冷静，手很稳，没有因为后坐力而影响第二次瞄准。他受过射击训练，而且是长期训练。”

　　“不是当过兵就是干过公安。”雷明从地上站起来，走到黑板前，用红笔在地图上画了一条线，“我复员前在边防团干了五年，这种射击水平，在我们团能进尖子班。”

　　赵雷翻着交通记录，皱起了眉头：“案发时段，兴隆镇周边的主要公路没有发现可疑车辆。凶手要么是徒步，要么骑自行车，要么——他有本地牌照的车，不引人注目。”

　　“走访也没收获。”林子栋翻开笔记本，“兴隆镇的老百姓都说没看见陌生人，没听见异常动静。但我问到一个老农，他说那天晚上他家的狗叫了一阵，叫得特别凶，但很快就停了。他以为是野猫乱窜，就没出去看。”

　　“狗叫了一阵，很快就停了？”陆卫东的目光猛地抬起来。

　　“对，原话。”

　　陆卫东站起来，走到黑板前，拿起粉笔。

　　“凶手从窗户翻进去，杀了两个人，捡了弹壳，又从窗户翻出来。整个过程不到五分钟。狗叫了一阵，很快就停了——说明凶手在接近的时候，狗闻到了他的气味。但狗没有持续叫，因为他动作太快，狗还没来得及引起主人注意，他已经离开了。”

　　他转过身，看着在场的每一个人。

　　“这个人对兴隆镇的地形非常熟悉。他知道派出所的位置，知道值班室在哪，知道窗户有没有铁栏杆，知道那条巷子晚上没人走。他不是从外地流窜过来的，他就在这一带活动，甚至可能就住在兴隆镇附近。”

　　顾德昌点了点头：“我在呼兰和巴彦交界的地方生活了很多年，那一带的地形我熟。从呼兰到巴彦兴隆镇，直线距离不到四十公里，骑自行车两个小时。如果他有交通工具，一个小时就能到。两个案发地点之间，有公路、有乡道、有土路，还有穿过庄稼地的小路。他完全可以走小路避开卡口。”

　　“所以排查公路交通记录没用。”赵雷把手里那沓材料扔在桌上，“他不走公路，走土路。”

　　“那就查土路。”陆卫东在黑板上写下“土路”两个字，“顾老，你对那一带的地形最熟，你画一张呼兰到巴彦的土路路线图，标出所有可能通行的路线。齐亮，你把两处案发现场的位置标在地图上，看看有没有什么规律。雷明、林子栋，明天一早你们带人去走一遍土路，看看有没有可能发现隐藏的落脚点。”

　　三人点了点头。

　　“赵组长，你那边继续排查被开除、被处分的公安民警名单。但范围缩小——呼兰、巴彦一带的人优先。凶手对这两个地方都熟悉，他很可能就住在这两地的交界处。”

　　“明白。”

　　散会时，天已经快亮了。

　　陆卫东没有回家，在办公室的沙发上躺了两个小时。他睡得很浅，梦里全是枪声和血迹。七点整，他被电话铃惊醒，抓起听筒，是赵雷打来的。

　　“卫东，名单筛出来了。呼兰、巴彦一带，近五年被开除、被处分的公安民警，一共四十三人。其中有过军事背景的，十一人。有前科的，二十三人。我把材料送过去，你再看看。”

　　陆卫东揉了揉眼睛，走到走廊尽头的水房，用冷水洗了一把脸。

　　看看了镜子里的自己，眼睛里满是血丝，胡子拉碴的。

　　他转身回办公室。赵雷已经把材料送来了，厚厚一摞，摆在桌上。陆卫东坐下来，一页一页地翻。

　　四十三个人，有因为受贿被开除的，有因为渎职被处分的，有因为打架斗殴被开除公职的，有因为违反纪律被提前退休的。他一个一个地看，一个一个地排除。

　　翻到第二十七页的时候，他的手指停住了。

　　刘志国，男，三十八岁，原呼兰县公安局治安科民警。1983年因“违反纪律”被开除公职。档案上没有写具体原因，只有一句“经组织研究决定，予以开除”。他的服役记录显示，1970年至1976年在沈阳军区某部服役，服役期间曾三次获得射击比赛嘉奖。

　　陆卫东把这张纸抽出来，放在一边，继续往下翻。

　　翻到第三十五页的时候，又停住了。

　　赵铁军，男，四十一岁，原巴彦县公安局刑警队民警。1984年因“参与赌博”被开除公职。档案上写着“多次赌博，屡教不改，影响恶劣”。他的服役记录显示，1969年至1975年在黑龙江省军区边防团服役，服役期间两次荣立三等功。

　　陆卫东把这两份档案并排放在桌上，盯着看了很久。

　　两个都是被开除的民警，都有军事背景，都住在呼兰、巴彦交界一带。刘志国在呼兰，赵铁军在巴彦。两个人被开除的时间相差一年，开除的原因都很模糊——一个“违反纪律”，一个“参与赌博”。档案上语焉不详，像是刻意隐瞒了什么。

　　他站起来，走到黑板前，把这两个名字写在上面，画了一个问号。

　　“赵组长，这两个人，重点查。”

　　赵雷走过来，看了一眼黑板上的名字。

　　“刘志国？赵铁军？你怀疑他们？”

　　“不是怀疑，是排查。他们符合条件，不能漏掉。”

　　赵雷点了点头，转身出去了。

　　4月10日，下午两点。雷明和林子栋从呼兰回来了，两个人满身是土，脸被风吹得通红。

　　“陆组长，土路走了一遍。”雷明摊开一张手绘的地图，指着上面用红笔标注的路线，“从呼兰县公安局到巴彦兴隆镇派出所，走土路大约三十五公里，骑自行车要两个半小时。但如果走那条穿过庄稼地的小路，可以省将近十公里。那条小路很少有人走，两边都是玉米地，藏个人根本看不见。”

　　“那条小路通到哪儿？”陆卫东问。

　　林子栋指着地图上的一个点：“通到呼兰和巴彦交界处的一个村子，叫大房身。村子不大，几十户人家，靠着山边，很偏僻。从大房身再往北走，就是兴隆镇。”

　　陆卫东盯着那个叫“大房身”的地方，沉默了几秒。

　　“大房身。这个村子的户籍人口多少？有多少人在外地？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人？”

　　林子栋翻开笔记本：“我问了当地的村民，大房身一共六十七户，二百三十一口人。大部分在家种地，外出打工的不多。有一个情况——村民说，村里有个叫刘志国的，以前在呼兰县公安局干过，后来被开除了，现在在家种地。这个人不怎么跟村里人来往，独来独往，脾气古怪。”

　　刘志国。

　　这个名字再次出现了。陆卫东站起来，走到黑板前，在刘志国的名字下面画了一道红线。

　　“雷明，明天一早，你带人去大房身，摸摸刘志国的底。不要打草惊蛇，就在外围观察。看看他的作息、他的出行、他有没有自行车。”

　　“明白。”

　　4月11日，清晨。雷明带着林子栋出发了。

　　陆卫东在办公室里坐立不安，烟一根接一根地抽。赵雷在查赵铁军的底，齐亮在做弹道复检，顾德昌在画地形图。每个人都在忙，每个人都在等。

　　下午三点，雷明回来了。

　　“刘志国在家。”他脱下棉袄，搓了搓冻僵的手，“他住在村东头，一间土坯房，院子不大，堆着些柴火。他有个院子，养了一条狗，黄色的土狗。我们在村口蹲了一上午，看见他出来过一次，去小卖部买了包烟，然后就回去了。走路的时候右脚有点拖，像是受过伤。”

　　右脚拖地。顾德昌说过，那半枚脚印后跟外侧磨损严重，走路时右脚用力偏外。如果有旧伤，正好对上。

　　“他买的是什么烟？”

　　“大前门。”

　　雷明又拿出一张纸，“我在他院子外面的土路上取了几枚脚印，跟现场的比对了一下。不是完全吻合，但磨损特征有相似之处。不敢肯定，但不能排除。”

　　陆卫东接过那张纸，看着上面拓印的脚印照片。

　　“赵组长，赵铁军那边查得怎么样了？”

　　赵雷从外面进来，手里拿着一份材料。

　　“赵铁军不在家。邻居说，他一个星期前就出门了，不知道去哪了。他的院子锁着，窗户关着，没人。他老婆三年前跟他离婚了，孩子跟着老婆走了，他一个人住。”

　　“一个星期前出门了。”陆卫东在心里算了一下时间，“呼兰案是4月2日，巴彦案是4月8日。他4月5日左右出门，正好在两个案子的中间。”

　　“太巧了。”赵雷的声音压得很低。

　　陆卫东站起来，走到黑板前，把赵铁军的名字也画了一道红线。

　　现在有两个人。刘志国，住在呼兰和巴彦交界的大房身，有军事背景，被开除，脚受过伤，独来独往。赵铁军，巴彦人，被开除，有军事背景，案发期间离家，去向不明。

　　陆卫东把两份档案并排放在桌上，翻来覆去地看。他总觉得哪里不对，但又说不上来。

　　“齐亮，弹道报告里还有什么细节？”

　　齐亮推了推眼镜，从桌上抽出一张纸。

　　“有一个细节我之前没说。兴隆镇的两枪，第一枪打的是张庆国，子弹从左太阳穴射入，从右耳后穿出。第二枪打的是李国栋，子弹从后脑射入，从前额穿出。两枪的距离都很近，但射击角度不一样。打张庆国的时候，凶手是站在床边的，枪口几乎是垂直顶在太阳穴上。打李国栋的时候，凶手站在他身后，枪口从上往下约十五度角。”

　　“这能说明什么？”赵雷问。

　　齐亮顿了一下，说：“说明凶手可能比李国栋高。从上往下十五度角开枪，如果两个人身高差不多，枪口应该是水平的。但李国栋一米七八，他坐在椅子上，如果凶手站着，枪口从上往下是正常的。但问题是他开枪的时候，李国栋是趴在桌上的，头低着。凶手要打出十五度角，说明他的身高至少在一米八五以上。”

　　“一米八五以上？”陆卫东的眉头拧了起来。

　　“对。呼兰案也有类似的细节。王德福一米七五，他趴在地上，凶手从背后割喉，如果凶手和他身高差不多，应该是水平下刀。但法医说刀口是从上往下的，说明凶手比他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