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除法

雷明和齐亮到牡丹江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下午了。

　　两个人风尘仆仆，齐亮怀里抱着一个鼓鼓囊囊的牛皮纸档案袋，雷明拎着两个军用水壶，满头大汗。六月天热，火车上人多，硬座车厢挤得跟沙丁鱼罐头似的，两个人一路站过来的，下了车连口水都没顾上喝，直奔牡丹江市局。

　　“陆组长，赵组长让我们带来的。”齐亮把档案袋放在桌上，摘下眼镜擦了擦镜片上的汗，“省里近三年类似的案子，一共四起。赵组长说让你看看有没有关联。”

　　陆卫东接过档案袋，打开封口，抽出四份卷宗的复印件，一份一份地摊在桌上。办公室里的老式电风扇吱吱呀呀地转着，把纸张吹得微微翘起。他用手按住边角，低头看第一份。

　　第一份，1984年秋天，佳木斯。死者周桂芝，四十五岁，退休工人，独居。被人用围巾勒死在自己家里。门窗完好，没有财物丢失。凶手留下了两个烟头，大前门牌子。案卷上有几行手写的批注，字迹潦草，写着“死者女儿在外地工作，案发后赶回。邻居称案发前曾见陌生男子在楼下徘徊，穿深色衣服，未能看清面容。案子至今未破。”

　　陆卫东把这份放在左手边，翻开第二份。

　　第二份，1984年冬天，齐齐哈尔。死者孙淑芳，四十一岁，小学教师，离异独居。被人用领带勒死在卧室里。门窗完好，没有财物丢失。凶手同样留下了烟头，也是大前门。案卷里夹着一张现场照片，孙淑芳躺在床边的地板上，脖子上的领带还打着结。批注写着：“死者女儿在哈尔滨读大学，案发时在校。邻居称见过一陌生年轻男子在附近走动，穿白衬衫，戴帽子，身高约一米七五。”

　　陆卫东的手指在“白衬衫、戴帽子”这几个字上停了一下，然后翻开了第三份。

　　第三份，1985年春天，哈尔滨。死者吴桂兰，四十六岁，供销社售货员，寡居。被人用丝巾勒死在家中客厅。门窗完好，没有财物丢失。现场提取到两枚模糊的鞋印，没有烟头。批注里有一行字：“死者女儿在北京工作，案发后请假返回。走访无果。”

　　第四份，1985年秋天，牡丹江。死者李秀梅，四十四岁，无业，独居。被人用领带勒死在床上。门窗完好，没有财物丢失。现场没有提取到任何有价值的物证。批注写得很简单：“死者女儿在本地工作，案发后情绪崩溃，无法提供有效信息。案件无突破。”

　　加上赵秀兰，五起案子。五个女人，都是四十一到四十六岁之间，都是独居，都是被人勒死在自己家里。凶手都是敲门入室，门窗完好，没有财物丢失，都没有性侵痕迹。手法高度相似。

　　陆卫东把五份卷宗并排摆着，从左到右一字排开，像五块拼图碎片。齐亮和雷明站在他身后，等着他开口。

　　“大前门的烟头出现在三起案子里。”陆卫东指着佳木斯、齐齐哈尔和赵秀兰的卷宗，“佳木斯有，齐齐哈尔有，赵秀兰有。但哈尔滨和牡丹江那两起没有。”

　　“可能是同一伙人，但有的人抽烟有的人不抽？”雷明提出猜测。

　　“也有可能不是同一伙人。”陆卫东靠回椅背上，电风扇的风吹过来，把纸张的边缘吹得微微卷起，“我先说说我的看法。这五起案子表面上看很像，但有几个地方对不上。第一，死者的年龄跨度不大，但职业差异很大——工人、教师、售货员、摊贩，没有明显的共同职业背景。第二，作案时间跨度三年，如果是一个人干的，他三年只做了五起，频率太低了。要么他中间还有别的案子没被发现，要么他根本不是一个人。第三，烟头的问题——如果是同一个凶手，他应该每次都抽烟，或者都不抽。但哈尔滨和牡丹江那两起没有烟头。而且赵秀兰这个案子，烟头是留在茶几上的，说明他抽完烟、把烟头按灭在烟灰缸里，甚至没想过要带走。而佳木斯的案子，烟头是扔在地上踩灭的。处理方式不一样。”

　　齐亮点了点头：“陆组长，我补充一点。从痕迹清理的程度来看，佳木斯和齐齐哈尔的现场，凶手清理得比较仔细。领带上的指纹擦干净了，地面也拖过，客厅的抽屉虽然没翻乱，但明显是被人拉开来检查过的——凶手在找什么东西。而哈尔滨和牡丹江那两起，清理得相对粗糙，更像是临时起意。赵秀兰的案子，介于两者之间——清理了领带上的指纹，但没有处理烟头。这有点矛盾。”

　　“这恰恰说明问题。”陆卫东从抽屉里摸出烟盒，抽出一根点上，吸了一口，“如果他是有预谋的，他应该把所有痕迹都清理干净。但他漏了烟头。如果他是一时慌乱，他应该留下更多痕迹。但他只漏了烟头。这说明——他本来没打算留下任何痕迹，但某个环节出了岔子，让他不得不提前离开，忘了处理烟头。”

　　“所以他认识死者？”雷明问，“他本来准备待更久，但出了意外？”

　　“有可能。”陆卫东吐出一口烟，“他敲门进去，死者给他开了门。他们坐下说话，他点了烟，准备等一个时机动手。但中间出了变故，他不得不提前动手，走的时候忘了处理烟头。这个变故是什么？是死者突然察觉了什么？还是有人来了？”

　　他站起来，走到窗前，推开窗户。六月牡丹江的热风裹着街上的尘土和汽油味灌进来，冲散了屋里的烟气。他背对着雷明和齐亮，看着楼下街道上稀疏的行人。

　　“还有一种可能，”他转过身来，“有人在模仿。第一起案子被报道了，有人看见了，然后照着做。但模仿者只学到了表面，没学到精髓。所以有的案子留下了烟头，有的没有。有的清理了现场，有的没有。”

　　雷明想了想：“那赵秀兰的案子呢？她是被模仿的，还是原创的？”

　　“不知道。所以才要查。”陆卫东坐回椅子上，掐灭烟头，“雷明，你去一趟佳木斯，找当年办案的民警聊聊，看看他们当年排查过什么线索，有没有什么细节没写在卷宗里。齐亮，你去齐齐哈尔，做同样的事。重点问两件事：第一，案发前后，有没有人在死者家附近见过一个年轻男人，穿白衬衫、戴帽子；第二，死者女儿的社会关系，当年查过没有，有没有什么发现。”

　　“明白。”两人齐声应道。

　　当天下午，雷明和齐亮就出发了。

　　陆卫东留在牡丹江，重新梳理赵秀兰案的线索。他把孙队长叫来，两人坐在会议室的长桌前，桌上摊着赵秀兰的社会关系表。孙队长手里捏着一支铅笔，一边听陆卫东说话一边在纸上勾画。

　　“赵秀兰的社会关系，分三类。”陆卫东说，“第一，家人和亲戚——她丈夫三年前病逝，她妹妹赵秀红在纺织厂上班，女儿陈雪在哈尔滨师范大学读书。第二，邻居——她住的那栋楼是老小区，邻居大多是老年人，平时来往不多。第三，菜市场——她在东安农贸市场卖菜，同一个摊位的同行有四五个，顾客流动性大。”

　　孙队长点头：“前两类我们都查过了，没有可疑的人。菜市场那边人多眼杂，还在查。”

　　“有没有人来买过菜，专门问过赵秀兰的家庭情况？”

　　孙队长想了想：“有一个情况。菜市场一个卖豆腐的老太太说，半个月前，有个年轻男的来买过菜，在赵秀兰的摊位前面站了一会儿，问她是不是陈雪她妈。赵秀兰说是，那男的问了句‘陈雪最近回来了没’，赵秀兰说没有，那男的买了把葱就走了。”

　　“他长什么样？”

　　“老太太说，年轻男的，穿白衬衫，戴着一顶帽子，帽檐压得挺低，看不清脸。声音挺年轻，像二十出头。”